我对九十年代的全部认知，始于父亲书房角落里，那个堆满了杂物的纸箱。
它像一座被遗忘的古墓，散发着陈旧纸张和塑料轻微氧化的混合气味。
一个周末的下午，小雨无聊，于是对它进行考古发掘。
我的第一个发现，是一叠用橡皮筋捆在一起的3.5英寸软盘。
它们有着不同颜色的塑料外壳——经典的米白、严肃的纯黑，还有几张蓝色。我捏住其中一张，拨动那片小小的金属滑块，露出底下深褐色的磁性圆盘。父亲说，他曾经最重要的文件，最初写下的几份文件，都存放在这些脆弱的、容量仅有1.44MB的塑料片里。
在纸箱的更深处，我翻出了几本封面已经卷边的《电脑爱好者》和《电脑报》。
书页泛黄，上面的铜版纸印刷的彩色广告，如今看来，带着一种过时的、真诚的热情。我没关心那些关于超频和攒机的复杂文章，却对其中一篇教你如何在DOS环境下手动查杀CIH病毒的教程，看得入了迷。FDISK、FORMAT、KV300……
在考古现场旁边放着的，是几本爷爷写的的回忆录，用最朴素的铅字，印刷着他一生的经历，从战争到建设，字里行间，我读过去却没记住多少。也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被忘记的吧。
妈妈也加入了这场小小的家庭追思会。
她提起自己当年上单位的电脑课，第一件事，就是要背熟那些MS-DOS命令，比如CD什么的。
后来，我触摸（准确说是和爸爸一起翻出来）了那台封存在储藏室里的，属于家庭的第一台电脑。
一台奔腾3。
它的机箱是那种厚重的、已经微微发黄的米白色塑料。显示器巨大而笨重。我按下那个手感扎实的、带有清晰段落感的电源键，屏幕预热了很久，才终于亮起，伴随着一阵风扇的轰鸣。
那一刻，我突然对Windows 98上的“连接到Internet”这个图标，
感到一种不知道为什么的伤感。
在1999年的一本儿童杂志上，读到的一个词——“新新人类”。
那篇文章，用一种近乎传播福音的口吻，向我们这些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孩子，描绘了一幅闪闪发光的图景。
“新新人类”，是走在科技最前沿的年轻人！他们用OICQ聊天，在BBS上发表见解，他们的生活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整个世界在他们面前，都将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地球村”！
这个词，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童年的我。
我幻想着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那样的人，穿着时髦的衣服，用着最新款的电脑，对全世界说“Hi”。
我默默计算了一下，九十年代的“新新人类”青年，应该是七零后吧。
我不由自主地，望向了正在厨房里，费劲地捣鼓着家里某个漏水的水管的父亲。他穿着一件10年前买的T恤，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抿着嘴。
这……就是“新新人类”吗？
一个时代，始于一面旗帜的降落。
那是苏联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演员，在演完了最后一场戏后，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戏服。
一个庞大的帝国，没有在核爆的蘑菇云中终结，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里，死于自身的失血与僵硬。
历史，就这样被“砰”地一声合上了。
这是胜利者为我们撰写的墓志铭。
他们说，从今往后，再无道路之争，再无主义之辩。
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已凝聚成唯一的终极答案：自由市场、全球贸易、以及不受任何阻碍的资本流动。
他们承诺，这是历史的终结。
而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其实是清算的开始。
一场盛大、浮华、且最终将由我们所有人，用各自的方式，支付昂贵代价的审判。
未来，是以一种可以被消费的形态，空降到我们身边的。
它叫互联网。
它连接了世界各地，但也很快进入了商业公司的视野。
这是一个不需要盈利，不需要逻辑，只需要“眼球”和“点击率”就能无限膨胀的魔法。
只要在公司名字后面加上一个“**.com**”，就等于拿到了通往财富神殿的钥匙。
一个叫Pets.com的公司，靠着一个用袜子做的手偶吉祥物，在还没卖出几袋狗粮的时候，就在“超级碗”的黄金时段，花费数百万美元投放广告，然后成功上市。
另一个叫Webvan的公司，宣称要用互联网卖菜，在还没搞清楚物流成本的时候，就斥资十亿美元，建造了神话般的全自动化仓库，其市值一度超过了所有实体连锁超市的总和。
那个年代的美联储主席，名叫艾伦·格林斯潘。
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酒保，不断地调低利率，为这场狂欢派对，源源不断地送上廉价的烈酒。
他告诉所有人，不用担心，这一次不一样。
科技已经熨平了经济周期。
繁荣将永无止境。
然而，在每一个泡沫的内部，都包裹着一颗剧毒的内核。
为了让这场资本的游戏玩得更尽兴，1999年，克林顿政府正式废除了大萧条时期留下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那道曾经隔绝了储蓄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防火墙，被彻底拆除。
这意味着，普通人的存款，可以被合法地当成赌桌上的筹码，去参与那些最高风险的金融豪赌。
这是在为一场更大的、足以吞噬一切的风暴，提前打开了所有的闸门。
而当华尔街和硅谷在庆祝“历史终结”的胜利时，历史本身，正在美国的街头，用最原始的方式，提醒着人们它的存在。
1992年，洛杉矶。
当四名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后，愤怒的火焰，点燃了整个城市。
长达六天的骚乱，超过六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上万家店铺被焚烧或洗劫。
国民警卫队开着装甲车驶过冒烟的街区，那景象，与南斯拉夫别无二致。
这不再是那个许诺给所有人的“美国梦”，而是被阶级与种族隔离出的，两个无法相互理解的美国之间的内战。
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
一枚藏在卡车里的自制炸弹，将阿尔弗雷德·P·默里联邦大楼的整个北面，撕开了一个巨大的、令人胆寒的豁口。
168条生命瞬间消失，其中包括19名儿童。
凶手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内部的，一个对联邦政府充满怨恨的退伍军人。
这是来自帝国心脏地带的，一声沉闷的爆炸。
它宣告了，那种对国家与秩序的绝对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洛杉矶的火，俄克拉荷马的爆炸。
它们不是孤立的事件。
它们是同一个病症的不同症状。
这个病症就是：在一个将个人主义推向极致，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圭臬的系统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被切断了。
社区瓦解了，信任消失了。
只剩下原子化的个体，在巨大的、无形的压力下，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冷漠。
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以及随后那场更为致命的、
由华尔街的贪婪所一手酿成的2008年金融海啸，不过是这个病症，
在经济层面上的，一次必然的总爆发。
在90年代之前，日本是“资本主义优等生”的代名词。
他们用劳工的血汗，创造了战后的经济奇迹。
但当广场协议一声令下，日元被迫升值，华尔街的热钱如潮水般涌入这个岛国时，优等生也开始疯狂。
土地，成了新的宗教。
东京银座的深夜，你必须挥舞着成沓的万元大钞，才能让出租车司机在你面前停下。
三菱地所买下了象征美国荣耀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
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用当时无法想象的天价，将梵高的《向日葵》收入囊中。
人们坚信，东京23区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然而，神话的破灭，只在一夜之间。
当日本央行猛踩刹车，那被吹到极限的泡沫，应声破裂。
日经指数从近四万点的巅峰，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的坠落。
一夜之间，资产变成了负债。
无数在最高点贷款买房的普通家庭，沦为“负资产”的奴隶，他们需要用一生去偿还一套价值已经腰斩的房子。
“终身雇佣制”的神话破灭了，“过劳死”这个充满黑色幽默的词汇，成了日本独有的社会现象。
年轻人不再相信奋斗，他们选择成为“飞特族”（Freeter），靠打零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拒绝成为体制的螺丝钉。
更深层次的崩溃，来自社会的内部。
1995年，先是阪神大地震，这座被认为固若金汤的现代化都市，在天灾面前不堪一击。
紧接着，是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事件。
一个名为“奥姆真理教”的末日邪教组织，在早高峰时段的地铁里，释放了致命的神经毒气。
戴着防毒面具的救援人员，和在月台上痛苦倒下的上班族，这幅超现实的画面，彻底击碎了日本人心中，关于“国家是绝对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个建立在集体主义和绝对秩序之上的社会，当它的经济引擎熄火，精神支柱崩塌之后，
剩下的，是长达“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的，
仿佛永无尽头的麻木与停滞。
日本的悲剧在于，它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为全世界预演了：
当一个国家，将其所有的尊严、梦想和未来，
都抵押给一个由投机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时，
它最终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在中国，90年代的故事，是以另一场更深刻的交易开始的。
在那年春夏之交的寂静之后，一种无声的契约，被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放弃幻想，忘掉口号！承认现实吧！」
于是，整个国家，猛地扎进了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
然而，首先由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人来支付。
在东北的重工业基地，那些曾经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大型国营工厂，一夜之间，挂上了冰冷的铁锁。
“下岗”，这个温和得近乎残忍的词汇，意味着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庭，被硬生生地从国家这部机器上，当成废旧的零件，拆卸了下来。
一个在炼钢炉前奉献了一辈子的中年人，他全部的骄傲和技能，都与那座已经熄火的工厂捆绑在一起。
当工厂消失时，他也随之消失了。
他的人生，连同他所坚信的一切，都被宣告为负资产。
伴随着巨大社会变革而来的，是秩序的失控。
严打运动的背后，是高到惊人的犯罪率。
在缓慢、拥挤、气味混杂的绿皮火车上，你必须把回家的钱，缝进最贴身的内裤口袋里。
因为你不知道，邻座那个沉默的男人，是否会在你睡着时，用刀片划开你的行李。
白宝山、张君……这些连环杀手的名字，像都市传说一样，在黑暗中流传。
他们用极端的暴力，报复着这个他们认为亏欠了自己的社会。
他们是那个剧变时代，所催生出的最凶残的怪胎。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权力的狂欢。
他们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轻易地将一纸批文，变成一车皮的钢材，再变成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
这是最野蛮、最无耻的掠夺。
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向所有人展示了：在这个新的游戏里，规则，永远是由那些有权制定规则的人，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我们曾以为，我们是在用汗水和牺牲，换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90年代的中国故事，却用一种残酷的逻辑告诉我们：
这更像是一场巨大的抵押。
我们抵押了公平，抵押了保障，抵押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集体主义理想。
我们换来的，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和一个被撕裂成无数碎片的，再也无法拼接完整的社会。
历史，从来不会真正地过去。
它只是在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次的回响。
90年代，那个由美国主导的，以消费主义为迷幻剂，以新自由主义为镇痛剂的全球化体系，并没有在互联网泡沫或次贷危机中死去。
它只是进化了。
变得更加强大，更加隐蔽，也更加冷酷。
而今天，在中国，我们正在亲身体验它最新的版本。
当长达三年的封锁结束，我们以为生活会重回正轨。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接连不断的驾车撞人事件。
他们的报复，不是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向整个社会，指向那种“一切照常进行”的，令人窒息的平静。
我们看到了汹涌的失业潮。
那些穿着体面的年轻人，在写字楼里奋斗了十年，最终却发现，自己不过是那个可以被随时优化的“35岁”。
他们涌向了外卖和网约车的岗位，进行着一场更加内卷、也更加没有希望的零和博弈。
这不就是90年代“大下岗”的2.0版本吗？
只不过，这一次，铁饭碗换成了外企白领和互联网大厂的工牌。
不变的，是那种被时代抛弃时，同样的无力与茫然。
而大多数人，则选择继续生活。
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精致的下午茶和周末的露营照片。
继续在直播间里，为那些永远也用不完的商品，激情下单。
我们像一群坐在漏水船上的乘客，只要淹到的不是自己的座位，就假装一切安好，甚至还有心情，去嘲笑那些已经落水的人，游泳的姿势不够优美。
这就是90年代那个幽灵，在今天投下的巨大阴影。
它成功地让我们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是个人的问题。
你的贫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你的失败，是因为你没有跟上时代。
它切断了我们横向连接的所有可能性，让我们变成了一座座孤岛，在自相残杀中，耗尽所有的能量。
所以，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一种“大的要来了”的害怕。
因为我知道，这个系统，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怨恨。
我知道，那座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用钢筋水泥和血肉搭建起来的，通往未来的雄伟大桥，它的地基，早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它的桥墩，正在发出我们假装听不见的，破裂的声音。
毕竟这是一场盛大、浮华、且最终将由我们所有人，用各自的方式，支付昂贵代价的审判。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My fair 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