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大阪，是因为世博会。
说得坦白点，是因为它的吉祥物太奇怪了。
红的，蓝的，奇形怪状的身子上长着十几只眼睛，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恶搞的作品。
结果那玩意居然是官方吉祥物。
我不太能解释那种感觉。
不是「被可爱到了」，也不是「好猎奇哦」，
而是那种你看着一个东西笑着笑着，突然意识到——它不是搞笑的，它是真的，那种不安。
所以我查了一下2025大阪世博会的东西，看施工现场的航拍图、预算爆炸的新闻、那个快被网友玩坏的「大屋根」。
我那时候就突然特别想去了。
不是因为我对全球化时代晚期的「万博」有什么幻想，
而是我想看看这个人类中最精英的一部分负责的，「正道的」的活动是怎么运行的，
或者说，它到底还能不能运行。
还是在众目睽睽下悄无声息地死掉。
「大阪」这两个字我其实早就听过很多遍。
但从没认真去理解过。
东京，大阪。东京，大阪。
是的，大阪只能配跟在东京后面。它就是那种被上位者凝视，被定型，被消费的城市。
「大阪人很幽默！会做章鱼烧，搞笑艺人多。」
「心斋桥很好逛，章鱼烧好吃，比东京便宜点。」
「大阪人很热情，会主动帮你指路。」
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
好像大阪人的人格是国家统一制定的。
和一切下位者似的，
他们活在一种被观赏、被消费的身份剧本里，
永远是「亲切」、「热情」、「不装」、「幽默」——
因为他们不是东京人。
东京人不需要一个不听话的大阪。
东京从不需要热情。
它高冷、标准、不理你也不道歉。
它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它代表着日本本身。
而大阪，
有谁会在意呢？
有时候我会想到中国的天津。
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
天津也是港口城市，也有过金融、租界、近代城市的繁荣期，
更重要的，
也是首都旁的配角。
可谁还记得「上青天」的辉煌？
现在提起天津，
大家说的是「天津人说话逗」「相声都出自那儿」「跳水大爷」。
这和「大阪人幽默」「章鱼烧好吃」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一个城市被「搞笑化」，其实就是被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过程。
是「主位城市」在凝视你、命名你、收编你。
你被当成松弛、亲切、娱乐性的容器，
你的主体性没了，刀钝了，
没有人会记得你。
东京看大阪，就像北京看天津。
不是看「一个城市」，
而是在看一个功能性的存在——
你必须幽默，必须热情，必须主动，
必须朴实，必须无害，必须笑脸相迎。
因为你不幽默，谁来陪首都唱对台戏？
谁来为赤裸裸的暴力遮掩？
小时候读《窗边的小豆豆》，有一段我一直记得：
「我是从大阪来的。」
「大阪？」豆豆反问一句，声音特别高。
舅舅把她举起来，说：「给你看看大阪。」
她眨眼、努力地眺望，却从没看见。
后来我才知道，黑柳彻子是东京人。
小豆豆怎么努力眨眼，都看不见；
读者也不会真的追问那座城市究竟在哪里。
我突然有个怪怪的念头，
如果我没有查那个吉祥物，如果我那天没有睡不着……
甚至，如果它没有那么多眼睛，
说不定我也能一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是来旅游的吗？
是来亲眼看看吉祥物到底有多荒谬的呢？
还是只是，
想亲眼看看一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不是在综艺里，不是在推文里，不是在旅行攻略里。
而是在我用身体走进去的时候，在用眼睛看的时候，
在我坐在它的地铁里、在便利店前吃饭团的时候，
我能知道，这里不是符号，不是模板，
不是空洞的符号，
而是真实的、混乱的、有人在生活的大阪。
飞机降落前，我还在回味那个名字的发音——naniwa。
大阪的古称，「浪花」也好，「浪速」也罢，写法不同，读音却都一样。
难波、浪速、浪花——naniwa。
难波津に
咲くやこの花
冬ごもり
今を春べと
咲くやこの花
在难波港
绽放的花儿啊
经过寒冬
此刻迎来春天
绽放的花儿啊
很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
春天的花儿已经凋零了。
我坐在舷窗旁，看着海面下密密麻麻的集装箱、跑道、廊桥。
看着大阪二字从空中落到纸面上。
直到飞机落地在关西国际机场。
我站在长长的入境通道上，
空气里有一点点消毒水的味道，像是在掩盖什么不应有的东西。
这个机场不在陆地上，是一整块漂浮在大阪湾人工岛上的结构。
我查过资料：它建在海上，不是为了技术创新，而是为了「避免社会冲突」。
说得直白点，就是——不想像成田机场那样出事。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成田机场斗争」这几个字，是在一个维基百科上。
我点进去，图像是模糊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人看起来不像抗议者，更像是邻居、田里的阿婆、穿工作服的大叔。
他们举着写着铿锵有力的汉字布条，
「空港阻止」
身后是密密麻麻的防暴警察和一整排推土机。
后来我无意间搜索成田机场周边景点，
页面推荐我去一个地方，叫「殉职警官之墓」。
我点开地图，发现那确实离机场不远。
那一刻我突然头皮发麻。
原来这不是比喻，不是文学，不是结构分析，不是「暴力机器」四个字能概括的东西。
因为死在这条航线上的人，不只是警察。
不只是那块写着「殉职」二字、石碑擦得光亮的英雄。
是有人真的死了，再也没有回来。
血化进了跑道的柏油，连同骨头一起被碾平、压实。
是他们种下的稻子、
盖起的屋子，
被现代化当成障碍，
一刀切下。
他们消失之后，这个国家继续起飞，仿佛一切牺牲都合情合理。
呵，现代性总是如此高效。
他们死了，却没有名字；他们被打碎，却没有石碑。
他们的尸体被国家机器吞了下去，被开发主义的混凝土掩埋，连GPS都搜不到他们的位置。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或许连春天自己都忘了，
那些没来得及盛开的花原本长在哪。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3:20
递过护照，屏幕上立刻跳出身份编码：「C」。
于是我排到「C」通道。
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被要求脱下口罩，重拍照片；
一个韩国女生因为换了发型而被反复问询。
大家交出指纹，按手印。
没人吵闹，没人抗议，所有人都看起来井然有序。
所有人都在服从秩序。
福柯曾说：
「人比自己认为的要自由得多。」
可这句话要倒过来看才更准确：
人比自己以为的更早被训化得服帖。
真的，本该如此吗？
我记得很清楚——护照这个东西，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
它真正成为制度，是1914年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下，各国开始限制边界、设置许可。
《巴黎护照会议》（1920）甚至专门规定了护照必须为32页、用两种以上官方语言印制，
因为那是为了配合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不受管制的跨境流动，将被视为危险。」
可悲的是，那场以「秩序」为名的设计，并没有终结于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开始设立边界，规定护照样式，是为了控制难民和「非国民」；
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制度却被新秩序牢牢扶正了。
可实际上呢？
不是所有人都能流动，不是所有护照都有用。
「全球化」不是你能去哪儿，而是你要接受什么。
你能出国吗？可以。
但你要会英语，你要有签证，要有睁眼看世界的途径
你必须是「社会中坚」，
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
是有税号、有学历、有存款、有消费潜力的中产阶级。
你不能太穷，不能无事可做，
不能怀着堂吉诃德式的开启新生活的理想。
在他们面前，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机场变成一个筛选器，
那些穿着旧衣服、无路可走的难民，被拦住；
那些来自「敏感国家」的人，被单独询问；
那些在网上说过「反对某国政策」的人，被加入观察名单。
而我们却以为，这就是正常。
我们说，
「没关系的，毕竟是出国。」
我们说，
「能通关就好。」
我们说，
「人家也有难处。」
可谁的安全？谁的国家？谁在定义「正常」？
而我们在梦里活得太久了，
开始相信那种随时会把我们踢出去的房间，才是「文明的体现」。
就像后来「特殊时期」的那些校园管理政策一样。
「非必要不外出」、「全域静默」、「核验行程码、健康码」
每一个都说得那么合理，那么温柔，
每一个都像是在为你的生命负责。
那一刻我真的感到恐惧。
不是因为出不了校门，
而是我们居然需要理由去离开，
需要申请才能行走，
需要感谢才能呼吸。
你排队，你按指纹，你接受分流，
最后你说：
「还好，我能出国，我很幸运。」
我终于踏出了那道门，
可我知道，这不是自由。
但我们还是走进来了。
我低头看那上陆许可贴纸
上面写着
15 Days
我未被神选中，
我只是临时豁免的罪人。
不属于这里，
而是暂时被容忍而已。
我低下头，交出双眼、声音、过去的轨迹，
像是接受赦免，
其实只是没来得及被放逐。
「他使凡住在地上的人，
都在兽的权下受一个印记，
或在右手上，或在额上。」
——《启示录》13:16
我坐上地铁，沿着御堂筋线一路往南。
身边的乘客不多，大家低头玩手机，看起来和别处没什么不同。
像是东京、北京、上海任何一个午后。
电车里播报着站名「西中岛南方」，Nishinakajima-Minamigata。
有点拗口，不过我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关心的是地铁入口那斑驳的痕迹——
这个地铁站，是1964年建成的。
而就在同一年，一件更巨大的事悄然发生：
新干线通车了。
十河信二，日本国铁总裁。这个名字没人提了。
1959年4月20日，新干线正式动工。
他们说：要让列车跑起来。
可他们没说，代价是什么。
到了1963年，钱烧光了，路只修到一半。
国会震怒，财政部死盯预算，他却装作若无其事——因为他知道，一旦承认，整件事就完了。
于是他撒了谎，被迫辞职。工程勉强停在了历史的悬崖上。
而接下来，是政治的接管。
池田勇人，首相，曾喊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人，他明白：这不是铁路，这是国运。
一旦停工，就是日本信用的崩塌。
于是政府咬牙拿出额外预算，推着这条「国家的动脉」一路铺到了东京。
可通车那天，十河信二没有被邀请。他被请辞了。
电视播着列车飞驰的画面，他坐在家里，看着列车以210公里的时速划过。
他死于1981年，肺炎，在涩谷的一家国铁医院，享年97岁。
比任何一列列车都慢地走到了终点。
谁会去关心一个被遗忘的人？
媒体庆贺，国民欢呼。
这一刻，未来仿佛就在脚下。
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70年，大阪世博会。
那个时代的人们真的相信技术是正义，混凝土能救国。
他们盖新干线、建高速路、开山辟地，把「经济奇迹」写进报纸。
「GDP就是国家的尊严」，「发展是硬道理」——
这不是你听过的某个国家的口号吗？
1980年，邓小平访问日本。
当他坐上新干线，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介绍这条高速铁路的奇迹时，
这位带着四川口音的老人，只说了一句：
「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一个简简单单的字。
从那一刻开始，就成了中国后半个世纪的国家咒语。
我们也要快！
我们不能落后！
快，是「深圳速度」，是「基建狂魔」，是从北京到上海只需4小时的奇迹。
快，是刘志军时代，高铁一夜之间从图纸爬上国土，是那句口号：
「要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
于是高铁就上山，过江，穿沙漠，钻冻土。
铁道部成了全国最大的资产拥有者，修到哪，GDP就飙到哪。
那几年，中国GDP年增速维持两位数。
10%、
11%、
12%——
增长像是毒瘾，谁慢谁就死。
于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像发了疯一样奔跑。
可他也快得太过了。
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40人死亡。
刘志军下台了，罪名是贪污。
可被碾碎的不是他，是那些再也说不出话的工人。
是被降速的高铁线路；
是半路死去的磁悬浮梦；
是几百万铁路职工用沉默换来的体制重组。
农民工变成一砖一瓦的消耗品，
城市变成了玻璃幕墙和房地产广告的展览馆，
老百姓变成了待扩大的内需。
没人问为什么修，没人问要修给谁，没人问修到哪为止。
只知道不修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所以我们修，修，修，
修出一个拿来当做梦给自己看的国家。
我坐在御堂筋线的车厢里，看着窗外一站站退后。
新大阪、梅田、心斋桥、难波……
它们像是时间的地层，
我像是考古学家，在其中挖掘出现代性的骨头。
这不仅是交通工具——
这是国家的逻辑，是权力的脉络，是一条吞噬了百万人身体、欲望和未来的道路。
我们以为是我们在搭车，其实是国家搭载着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运行它的速度信仰。
谁慢了？
谁死了？
谁被压在铁轨下没能爬起来？
不重要。
重要的是列车不能停。
你看，它真的跑起来了。
只是，
你还在车上吗？
我在「动物园前」站下了车。
站名听起来像是儿童绘本里的什么地名，可地面上的「新世界」，却没有任何梦幻感。
「新世界」。
这个名字取得如此自信，甚至有点夸张，可你一看就知道——它已经不是新世界了。
相反，它带着一种诡异的昭和感：
章鱼烧、手信铺、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我的兴趣。
一切都像是从全国各地旅游手册里Ctrl+C出来的复制品，
像是一个国家对自己想象中「庶民文化」的反复表演。
我正走着，忽然抬头，看到那座塔。
通天阁。
它突兀地立在那里，像是一根生硬的钉子插在城市的肉里。
不是气势逼人，也不是富丽堂皇，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它不应该在这里。
可它就在那里，硬邦邦地伫立。
我查了资料，才知道：
第一代通天阁建于1912年，模仿的是巴黎埃菲尔铁塔，
塔下则仿凯旋门，连着一整片「西洋化」的街区。
那是「大正浪漫」的产物，是帝国主义胜利后的城市幻想。
但它毁于战争的大火。
战后重建时，通天阁变得更高、更直，也更粗糙，
象征着「经济复兴的希望」，变成了一座战败国家的「再勃起纪念碑」。
它从来都不是给市民使用的观景塔，
而是一座象征的工具——
一座雄心未竟的纪念碑。
一个硬生生插在贫民区上空、以「希望」之名封存悲剧的东西。
我走到塔下，看到了那个熟悉却又陌生的形象：
比利肯。那个诡异的「幸运之神」。
光头、笑脸、大耳朵、巨大的脚掌。
他就坐在那儿，像是某种卡通异形，
游客络绎不绝地围着他摸脚底，说据说「摸了能带来好运」。
我忽然一阵恶寒。
这个「摸脚底」的动作，看似无害、搞笑、轻松，
但它是赤裸裸的性化仪式。
——你低头，弯腰，主动靠近他的身体边缘部位；
——不是眼睛，不是手掌，而是脚底；
——你不在乎他是谁，只在乎从中能不能拿到「好运」。
它不说话，也不拒绝，但它始终在看你，
它在享受你的屈服。
可是后来呢？
1995年，阪神大地震来了。
神户港瘫痪，高速塌陷。
泡沫破灭，银行倒闭，工厂裁员，外资出逃，
停滞会的仅仅是三十年吗？
谁也说不清楚。
而通天阁呢？
它什么都没做，也什么都做不了。
它不是灯塔，不是电塔，不是避难所，不是广播设施。
它只是一根硬不起也软不下的柱子，
站在原地，看着城市崩塌，看着人们死去。
它没有救人，没有发声，也没有「带来好运」。
它只留下了一个张着嘴的滑稽笑脸——和被游客摸秃的脚底。
这就是它的真实面目。
我站在它脚下，
看着那根塔，和那双被摸到发亮的脚。
我忽然想笑。
不是因为它好笑，而是因为它荒谬。
一个象征，撑不了苦难；
一个国家的幻觉，被一次地震就打回原形。
你只要再往南走几步，就会抵达西成。
那里才是真正的城市下腹。
蓝色塑料布下是露宿者的街头王国，失业的老人在便当店前徘徊。
没有塔，没有神，没有好运，
只有二百日元的乌冬面和炸串店的叫卖声。
而通天阁呢？
面对现实，它早已败得体无完肤。
可他们还不愿承认。
于是他们说，
这是「新世界」。
我去了神户。
先去的是阪神淡路大震灾纪念馆。
入场前要在自动售票机前排队登记，全程无声。
旁边坐着几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像是刚下课的学生志愿者。
馆内的第一段影像，是震后清晨的街头录像。
电车脱轨、屋瓦碎裂、街道冒烟、居民裹着棉被坐在燃烧的铁桶旁取暖。
没有旁白，只有瓦砾之间传来的风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心里却像塌了一角。
这不是战争，也不是外敌，而是这座城市自己的碎裂。
一场突如其来的天摇地动，撕破了人们对都市的信仰。
我看到了另一段影像——震后整齐划一的帐篷、贴着「生活再建」字样的标语、
NHK广播里劝慰人心的男声，像是某种「国家理性」的代言人。
可理性能盖回每一间倒塌的屋子吗？
我不知道。
我出了纪念馆，沿着山坡往北，去了北野异人馆街。
这里是明治维新后外国人聚居的地方，红砖洋楼、小钟塔、西式栏杆，
在1920年代的想象里，神户—大阪—京都被当作一个整体，
这里是日本最早接触资本主义、工业化、殖民网络的地区。
曾被视为「东亚近代性」的样板——
电车、电灯、自来水、银行、商社、洋服、歌舞厅、芦屋的别墅、船场的纱厂、梅田的百货。
那是一个刚刚经历完关东大地震的日本。
东京被火烧成灰，关西趁势崛起，
大阪一度成为「日本第一大城市」，港口吞吐量、工业产值、人口规模全都超越东京。
他们管那时叫「大大阪时代」。
而在大大阪的梦想里，神户是港，是门户，是未来。
现代性在这里，并不只是物理意义的速度、秩序、进步，
而是一套情感结构。
它许诺你繁荣、安全、干净、有效——
只要你臣服，只要你相信。
可1995年1月17日清晨5点46分，一切都不成立了。
城市崩了，路断了，水停了，火烧了一整天。
神户市中心几乎被摧毁，六千多人死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下。
那不是「天灾」。
地震没有选择性，但死亡是社会学的。
现代性的幻象，被一次震动彻底打碎。
我回想起震灾纪念馆里展出的那辆扭曲的列车车头，
它曾是阪神电铁最先进的型号之一，如今像一块弯折的铁皮，
静静躺在展柜里，背后是被震垮的高速桥照片。
这些东西，曾象征「进步」，
如今只剩下沉默。
城市，没有「自愈力」。
它只能靠一代代人的手，一点点把瓦砾抹平、把路填好、把痛咽下。
而我们的生活，就是从这种被强行「重启」的世界里延续下来的。
如果一场地震能摧毁现代性，那么，疫情呢？
记得一个故事。
她被困在上海浦东机场整整五十六天。
没有酒店愿意接收，航班熔断，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能带她回家。
她每天靠便利店泡面过活。
白天在候机厅坐着，晚上躲进厕所一角睡觉，
她说那不是「滞留」，那是一场合法的驱逐——
国家不赶你，但也不给你留下的位置。
她成了现代性空转时的副产品，一种不被归类的存在。
既不是旅客，也不是居民，既不是病人，也不是嫌疑人，
她只是一个「尚未定义的身体」。
另一个人为了赶在绿码过期前做核酸，徒步二十三公里，因为没有滴滴司机愿意接他。
司机怕被赋黄码，怕自己也回不了家。
一个城市的所有技术网络——健康码、预约制、行程记录、区划封控——
在那一刻不再服务于「人」，
而是服务于「控制人」。
再过些天，又看到一个更诡异的故事。
有人被封在城市边缘的检查站外，徒步绕太湖一周回家，七百公里的回乡路，像一种肉体赎罪。
这些事听起来像寓言，可它们全都发生过。
时间是2022年，地点是你我熟悉的街道。
你以为地震才是例外吗？不。
疫情才是现代性的真正地震，一场无形的、常态化的、技术治理型的震动。
它摧毁的不是房子，而是我们对秩序的信仰。
便利店、地铁、外卖、快递、医院、学校、社交平台——
你以为这些是自由的基础设施，但它们在瘟疫中成了边界、成了过滤器、成了看不见的铁丝网。
你排队、扫码、测温、交出核酸证明、行程记录、面部特征、居住地址、身份证号。
然后你问自己：我是谁？
曾几何时，护照、签证、身份证明、健康码，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但那一天，你才明白：
你不再是「人」，你是一个「可流动单元」，是一个是否值得放行的编号，是一个通过技术分级的风险体。
一场疫情，能让你失去自由，
但你还要说谢谢。
一张黄码，能让你回不了家，
但你还要说理解。
而你仍然相信「是为了全体」。
我望着电车驶入大阪城区。
铁轨在脚下拉长，城市在眼前膨胀，
但我却觉得，一切都在收缩。
不是身体，而是人的边界。
不是国界，而是我们与制度之间那层薄薄的信任之膜。
它碎了。
便利店还开着，
高铁还跑着，
地铁还播着「西中岛南方」的站名，
比利肯还坐在通天阁下的脚凳上，
笑着迎接每一个摸他脚的人。
可我知道，
这一切的运行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为了继续维持一个已经空心的壳。
现代性已经崩塌了，
我们却还在其中，
像幽灵一样，继续生活。
我站在世博会的纪念品店门口，盯着那只软萌得过分的小盒子。
盒子上印着猫咪背影，写着：
にゃんこのバウム in KANAZAWA
能登盐焦糖味（使用「轮岛的海盐」）
一开始我还只是觉得可爱，
可是视线扫过「能登盐」「轮岛海盐」这几个字时，忽然停住了。
是能登——那个刚刚地震的地方，
被海水吞噬的地方，
是新闻快讯里数字不断跳动的伤口。
但它没有被当成伤口。
它被做成了味道，被做成了营销语，被印在猫猫的尾巴旁边。
——那些盐是怎么来的，是谁晒的？
是哪个渔民、哪个盐田、哪一次重建里捡回来的？
没人告诉我。
我吃下去的，不是焦糖，也不是海盐，
是国家告诉我
「这是好的」
「这是地方振兴」
「这是对灾区的支持」
的那份幻觉。
我开始注意到，这种东西无处不在：
「国产米使用」
写在每家吉野家的橱窗上;
「国产茶叶」
印在饮料瓶上;
「地产品直送」
标在超市入口最醒目的位置。
仿佛只要吃的是「本地出产」，就值得安心、骄傲、信任。
可我想问
——谁决定了「国产」值得信任？
日本的「地產地消」政策已经推行了几十年了，从学校营养午餐、职工食堂到便利店便当，都必须写上原产地。
这不是为了透明度，而是为了「文化治理」。
它在告诉你：
你的身体属于这个国家。你应该吃这个国家养出来的东西。
你以为你在选择食物，其实你在选择归属。
这和韩国的「身土不二」没有区别，
和某些我们很熟悉的口号也如出一辙：
国产的才是健康的，
吃外国的你就不爱国了；
用进口的你就是媚外；
抵制美牛、反对莱猪、警惕转基因……
就像那只猫猫饼干一样：
你笑着买下去，以为是支持灾区，
其实是加入了一场无声的仪式：
你向国家的「再分配幻觉」低头；
你承认自己的幸福可以通过「吃地方特产」来构建；
你相信这个国家还有能力、还有计划、还有余温。
可是轮岛的盐呢？
它真的来自那个被摧毁的地方吗？
那些失去房子的人，真的因为你吃了这块蛋糕就能重建生活吗？
我们早就不相信国家，但我们仍在吃它喂给我们的幻觉。
猫猫甜点也好、国产米也好、国产芯片也好，
每一个被国家符号包裹的商品，都是一个「温柔的命令」。
它不像警察那样凶，也不像制度那样硬。
它是甜的、萌的、安心的，它在说：「吃吧，没事的，不那样也可以。」
可它从来没有问过你饿不饿，
因为它只是怕你醒来。
我看着手里的猫猫饼干，
突然觉得不寒而栗。
它笑着，喵着，被你咀嚼着品味。
让你忘了暴力的味道原本是海，是盐，是痛楚。
不是焦糖。不是含情脉脉的话。
是毫不遮掩的刀子。
要不要吃下去？
我一时竟不知道答案。
我是在一家观光地的纪念品店里看到那个印章柜的。
柜子上写着醒目的大字：「Can you find your name?」
下方整整齐齐地排满了小格子，每个里面是一个盖有「汉字」的英文名印章。
「Emily」
「Tom」
「Ann」
「Alex」……
它们的下方各自配着三四个红红的汉字。
比如Emily：利恵美。Tom：富夢。Alex：悠久太寿。
我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那一瞬间，我不是觉得可笑，而是觉得悲哀。
那不是翻译，不是命名，也不是书写——那是一种「编码」，
把原本鲜活的、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名字，塞进另一个系统的缝隙里，
用最表面的音节拟合，用最没有意义的词汇包装。
就像一个语音识别系统把你说的「home」识别成「喉母」。
好像对了，又哪里都不对。
我忽然想起英美文化里，那些对东方的奇怪迷恋。
披着花纹披肩的嬉皮士，磕着LSD，在幻觉中念着读不准的梵语，
他们说东方有灵性，说喜马拉雅山的神秘传说。
可他们真的理解过什么吗？
他们不过是需要一种异域素材，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空虚的幻想罢了。
说白了，是在找一个能在自己灵魂的空洞上贴的贴纸而已。
而东方就是那个被随时撕开的贴纸库。
你知道更讽刺的是什么吗？
我小时候看过的「少数民族风情表演」，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大家站在台下拍照，看苗族少女唱歌，看傣族舞蹈看得笑嘻嘻，
她们被要求跳舞、微笑、扮演民族，
不能累，不能怨，不能有真实的情绪。
因为她们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取悦主流，
是为了满足「多元而和谐」的国家图景。
那不是她们的舞，是国家给她们安排的动作。
我望着印章柜上那些「利恵美」「富夢」的名字，
忽然想到我在大阪的某个博物馆里，
看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上古天皇的名讳——
不是「明仁」「德仁」那种现代化的名号，
而是一种失去了语义、甚至连语音也不再可靠的咒语碎片：
天之冬衣開斗隅命、彥火火出見尊、饒速日命、宇摩志麻遅命……
我站在那面墙前，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
它们既不是日语，也不是汉语，它们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声音系统的残骸。
可能是九州的原住民，可能是阿伊努的远亲，可能是消失在冰雪里的东北亚先民。
可现在呢？
它们被汉字包裹，被天皇制编辑成神话体系，成了「神代」的一部分。
成了一种我们只能看，不能再说的文化遗体。
那种无法复述的语言灭绝感，才是我最深的痛。
就像北海道的地名。
「苫小牧」「钏路」「登别」——这些根本不是日语，而是阿伊努语。
我也想起东方的那些地名——
盱眙、宿迁、邳州、莒南、句容……
这些字看上去古雅典丽，实际不过是用汉字粗暴转写的东夷语残片。
「无锡」不是「没有锡」，
「姑苏」也不是「故胥」。
可当文明征服者来了，
他们说：这些词太野蛮，不够雅，得配个「有意义的汉字」。
于是音被扭转，义被雅化。
我们说这叫「文化融合」，其实是语言的谋杀。
——那不是「翻译」，而是「替换」。
我站在那里，突然有点想哭。
我们不是失去了某种语言，
我们失去了另一个可能。
他们的词语、神明、母语、语法、节奏、咒语……
都被文明吞进了肚子里，
连同他们的脸，他们的史诗，他们的拒绝。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母语是哪种语系，哪种神祇，哪种句式。
他们死得太彻底了，连名字都不属于他们。
我突然想起巴别塔的故事。
人类从此各说各话，文明各自发展。
可总有人不死心。
他们说：
「我们要重建巴别塔！」
可是他们是怎样做的？
他们生硬的从欧洲拼音里抽出字母，
将各种语言撕开，揉碎，
说那是「国际主义」，
是新潮，是进步。
可那归根结底是谁的语？
是欧洲拉丁字母的语。
难道世界只是第聂伯河以西的一方土地吗？
他们说：「Not in my name.」
那是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杀戮的回应，
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暴力之间划下的裂痕。
我想，那也是所有被替代的语言想说的：
「Not in my name.」
不要用我的名字盖章，不要用我的声音说话，
不要用我的骨头筑你们的城池，不要在我死后重新命名我为「你的一部分」。
他们不是「利恵美」，不是「富夢」，不是「悠久太寿」。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只是你不愿听。
于是我望着那排印章，我在心里喊出了这句话：
Not in my name.
我是在世博会的关西展馆里第一次看见「德岛」这两个字的。
不是在新闻里，不是在历史书里，
而是在一张彩色折页地图的角落，标注着：
「德岛——濑户内海之滨，世界上最大的漩涡」
我盯着那个地名发了好久的呆。
德岛？从没听过。
和大阪、神户、京都这些熟得发亮的城市相比，它显得如此陌生、模糊、边缘。
我回到酒店，查了一下才知道——
德岛，是日本没有电气化铁路的城市。
这一句话像电击一样击中了我。
一个在地图上挂着「都市」名义的地方，竟然连最基本的电车都没有。
没有电车的城市，真的还算现代城市吗？
带着这样的偏见——
我订了车票，逼着自己坐上了一辆开往德岛的巴士。
我到了。
那天黄昏，我背着包下了车，走进那个空荡荡的车站。
没有电车、没有闪烁的LED换乘屏。
只有小小的站房，以及一辆刚刚开走的公交。
我没看时刻表，就那样坐在站牌下发呆。
直到冷风吹得我缩起肩膀，我才意识到——下一班车，要等三十分钟。
这三十分钟，仿佛不是等待，而是一种清算。
在东京你可以错过一班车，但从不会觉得「世界因此暂停」。
在德岛，每一次错过都像是被抛弃。
没有替代方案，没有B计划，只有空无一人的站台和缓缓暗下来的天色。
我在那一刻，突然明白了：
我从未真正拥有过夜晚。
在东京，我可以在深夜穿过涩谷站、在便利店买热饮、在新宿末班车前奔跑；
在大阪，我可以在通天阁脚下发呆、在难波的地下街兜圈、在站前吃一碗乌冬。
可在德岛，在这座「没有电气化铁路」的城市，
我是未成年、女性、外地人、一个单薄的身体。
我没有车、没有监护人、没有可以进的网吧、没有能睡的KTV；
夜晚，是酒店订满，街道寂静，没有公共交通的夜晚。
我不是没有地方去，
我是没有地方被允许去。
夜晚不是「没有灯光」，而是「没有去处」。
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没有回应」。
是整个社会悄无声息地告诉你：
你应该离开了。
我坐在那里，像坐在一场制度演算的缝隙中。
它不是「不够现代」，而是现代本就是这样：
你要是成年，有车，有钱，有家人，你就自由；
你要是女孩、孤身、年轻、没有消费力，你就不该出现在夜晚。
城市说：「我们没有恶意。」
可我知道，没有回应的排斥，比有恶意的拒绝更绝望。
因为它不会说你错了。
它只是让你无从存在。
我想起刚入境那天，那个屏幕跳出的「C」字母，那条排队通道，那15天的许可。
那时我以为那只是边境的规章；
可直到在德岛的夜里，我才明白——
我所有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是「合法」，只是「被容忍」。
我不是客人，也不是旅人，我只是被暂时饶恕的罪人。
那一夜，我没有住进任何地方。
我坐在公交站后的小坡上，一直等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自己还带着那袋写着「能登海盐」的猫猫点心，
我把它拿出来，咬了一口。
盐味冲进嘴里的瞬间，我忽然感觉好像咬破了什么，
不是糖，不是焦糖，而是——
那个用可爱包裹的系统，
那种说「吃吧，这就叫安全」的声音。
我突然想哭。
不是因为咸，
而是因为，
它用糖衣包裹了刀子。
用谎言加以描述。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这片土地的夜晚，
从未真正属于我。
我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