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我醒来时发现右胳膊抬不起来。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惊慌。
不是预料到了，也不是心里早有准备。
而是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就在那里。
既然它摆在我眼前，我只能去接受。
于是我转过身，再次闭上眼睛。
我以为睡眠能修复一切，就像夜晚能覆盖所有的伤。
可第二次醒来时，麻木依旧存在。
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惊慌。
我慌乱地喝下一杯酒。
酒精带来的温热，让心里那团冷雾稍微散了一点。
可身体并没有因此恢复。
它依旧像一条沉重的绳子，挂在我的肩膀上。
“身体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它总是在社会中被规定。”
—— 福柯
在地铁里，我用左手抓紧拉环。
右手握着手机，却无法解锁。
大拇指是麻的，按不动，也滑不动。
一只手，是不够的。
那一刻，我对“残疾人”的认同突然浮现。
不是同情，不是想象，而是切肤之痛。
穿衣服成了一件几乎无法完成的事。
袖子卡在手臂上，我抬不起来。
扣子需要两只手配合，我做不到。
每一个动作，都在提醒我：
我失去了原本理所当然的能力。
吃饭也一样。
中餐意味着筷子，可我的左手拿不起筷子。
我改吃快餐。
拌饭，汉堡，勺子——它们不需要协调。
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
这个世界，是以“两只手”为默认建造的。
“残疾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没有为差异做好准备的失败。”
—— 迈克·奥利弗
我改用左手打字。
虽然越来越熟练，可心里的话永远比手指快。
思绪一瞬间涌现，而指尖却在泥沼里挣扎。
和亲友聊天时，我总是落后于自己的语言。
那种被剥夺的速度，比身体的麻木更让我难受。
我于是尝试语音输入。
把句子说出来，再交给机器。
可说出来的语言，总是直白的。
它缺少指尖在键盘上跳跃的节奏，
缺少我用双手把情绪拍打成文字的那点火花。
“痛苦不是尖叫的瞬间，而是缓慢而持续的剥夺。”
—— 伊莱恩·斯卡里
我在学习一种新的慢。
不是优雅的从容，
而是不得不慢。
我曾经觉得，我最大的礼物，就是健全的身体。
我可以跑，可以跳，可以举起东西，可以随意使用我的双手。
那是一种完整的自由。
而现在，这份自由被抽走了一半。
我才发现，健全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作为一个跨性别女孩，我本就和“身体”有复杂的关系。
激素改变着我的外表，也改变着我的情绪与代谢。
我曾把身体，当作可以被再塑与再叙述的场所。
这次右手的失能提醒我：
身体也会背叛你。
“我是谁”，常常被“我还能做什么”所界定。
我刚刚成年。
未成年的压迫感依旧徘徊在心里。
如今又加上“暂时残疾”的阴影。
这些不同的标签，并不会彼此抵消，
它们叠加成一张看不见的网，
把我悬挂在世界的边缘。
设施、节奏、规则，全部假设了每个人都健全。
闸机的高度，托盘的宽度，售卖机的投币口，表格的必填项，
以及那些只对“习惯用右手的人”友好的按钮布局。
它们不骂你，也不驱赶你，
它们只是让你无从存在。
关于“正常”的提醒：它是被建构的，而非自然的。
—— 一种福柯式的观点
当“正常”被多数人占据，
差异被轻轻推开，
像被门缝挤落在地上的一张纸。
我明白，这是一种结构性压迫。
不是一个人的恶意，
而是许多看似无害的选择，
在同一方向的累积。
如果未来我的右手真的再也无法恢复，
我会被迫习惯这种压迫。
学会用左手完成所有动作，把不便当作日常。
可是，这并不是自由。
这是妥协。
更残酷的是，社会甚至不会把这视作问题。
它会默认为我“适应”了，
而忽略我曾被排斥、被剥夺的事实。
我害怕的不是慢，
也不是学不会左手拿筷子，
而是我终将学会如何在压迫里安顿自己，
安顿得太好，以至于忘了问一句为什么。
我不是个案。
未成年人，女性，跨性别者，残疾人，照护者，慢病患者，夜班工人，单亲妈妈，遭遇家暴的人……
我们在不同时刻，成为制度的边角料。
我们在不同位置，被“两只手的世界”轻轻弹开。
当一部分人的行动被剥夺，
所有人的自由就被缩小。
我写下这些，
不是为了索取怜悯，
而是为了把“默认”这把无形的刀，
亮到光里。
这条无法抬起的胳膊，
不是隐喻，
它是真实的重量，
落在每一个日常动作里。
我只能继续写下去。
哪怕笨拙，哪怕缓慢。
因为文字是我仅存的抵抗，
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呼喊：
我们不是残缺的，
是世界的默认，让我们变得残缺。
“权力之处，必有抵抗。”
—— 福柯
如果你也正在与“默认”对抗，
请不要沉默。
把你的慢，写出来。
把你的疼，举起来。
把你的不同，活出来。
当世界再次把“两只手”当作唯一标准，
就让我们用一只手，
把门，
推开。